张贤亮: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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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属分类:散文精选
“五一黄金周”期间,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联播》播出上海许多“老建筑”在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开放。电视画面上那些“老建筑”前排起长队,游人络绎不绝;报道说市民们兴趣盎然,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延长免费参观时间,而物业管理者又出面说明,为了营业需要,很抱歉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云云。而我实在对这些兴趣不大,即使那些是我儿时经常出入的地方,有可缅怀的往事。今天进出那些“老建筑”居然要买票,是我儿时绝对想不到的。每当我在西北黄土高原回忆儿时的上海,只是一首歌曲,歌词的开始竟是“粪车”!
张贤亮: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

做个俗人

  就是这“粪车”令我惊讶,印象之深,至今念念不忘。我六岁以前,已经在重庆乡下受过两年私塾教育,启蒙就开讲《左传》的《郑伯克段于鄢》。那是《古文观止》的第一篇。牙牙学语、结结巴巴地念着“之乎也者矣焉哉”,读其音而不知其义。囫囵吞了一半,到了上学的年龄,母亲将我送进正规小学。一年级的课文是“来来来,大家都来上学堂”之类,从头到尾所有的字我早已认得了。看见同学们摇头晃脑如鲁迅先生描写的“放开喉咙”“人声鼎沸”地念我认得的字,颇有一种优越感,于是就找课外书来读。家中除箧藏的线装书,还有很多“闲书”,都是大人随手买的小说诗集。那些闲书启发了我幼稚的想象力,让我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。茨威格笔下赌徒苍白而纤长的手指,常在我眼前神经质地颤动;我也能听见《战争与和平》中小姐们的裙裾作响;我记得那时就看过今天仍很畅销的《飘》,还有一本现在再也找不着的题为《琥珀》的英国小说,“非典”时期我曾想起它,那里面有十七世纪欧洲闹“黑死病”的可怕场面;当然还有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和三剑客的潇洒。书里的字虽是印在薄薄的劣质黄草纸上,纸面凹凸不平,出扎手的稻草秸杆,但一个一个字似乎都经过了过滤,没有一丝污秽,字字遗世独立,洁净挺拔。那种字堆砌成的人物,你不可能想象跟你一样也会吃喝拉撒的。而到了上海,听到了这首歌曲,一下子把文学拉到我身边,或说是开拓了我的文学视野:“粪车”居然可以入诗,并且在歌中让人感到那么活泼有趣而且亲切。这首歌的曲调我还能哼得出来。它是这样唱的:

 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“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”,妙不可言!我们举家“逃难”到重庆后,日本人还不放过“大后方”,天天有飞机来轰炸,那时叫做“躲警报”,全家又搬到重庆南岸的乡下。现在,重庆南岸已是一片繁华,尤其在夜晚,灯红酒绿,临江倒影,有“小香港”之称。

  而在抗日战争时期,那里却是典型的村野风光,小学校也没有,所以我才上了私塾。重庆乡下一年四季都有绿色的植被覆盖,这个季节在这里,另个季节在那里,变换腾挪,多姿多彩。绿的庄稼菜蔬清新可人,褐色的泥土给人一种扎实的温暖。傍晚和清晨,炊烟四起,皂荚树结的皂荚,重庆人叫它“皂角”,当肥皂用来洗涤衣裳。那必须在一溪清流旁边,把灰黑色的皂角涂抹在衣裳上,拿根木棒将衣裳翻过来掉过去反复捶打,污垢便随水而去了。“秋夜捣衣声,飞度长门城”;“今夕秦天一雁来,梧桐坠叶捣衣催”,古人吟咏的“捣衣”,便是这种场景。杜甫也有“万户捣衣声”的诗句,但那集体的行动声势太浩大,应该是一个女子在一流小溪边“捣衣”,回荡于两岸之间呼呼的捣衣声,才有孤寂悠远的意境。除了“捣衣声”,乡间还有的就是鸡鸣了。“未晚先投宿,鸡鸣早看天”是脍炙人口的楹联,更有“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”及“鸡鸣戒旦”的雄豪。不论“风雨如晦”或是晴朗无云,在东方破晓之前,报晓鸡总会像现在的闹钟一样定时啼叫起来。报晓鸡是农家不可或缺的宠物,它就是家庭的发号施令者。不论家贫家富,各家的报晓鸡一律戴着彤红的高冠,披着绚丽斑斓的羽毛昂首阔步,每时每刻巡视它的领地,俨然是一家之主。在没有被《半夜鸡叫》这篇课文污染之前,报晓鸡在我心目中总是神圣庄严的。上小学后,因为路远必须早起,每天清晨都是它们将我从睡梦中唤醒。高亢的鸡鸣或近或远,或长或短,此起彼伏地四处响起。可以想象到它们伸长脖子,高昂着头,竭尽全力尽职尽责的英姿。我会赖在床上聆听它们的啼声,仿佛是梦的延续。自古以来,捣衣声和报晓鸡便是“户”与“家”的象征,是远行游子中的骚人墨客思乡的承载与寄托。听见这种声音,人便会荡气回肠,想蜕变成蛹蜷缩在里面。乡音不止是指人们的口语方言与曲调,还应包括故乡的一切声音才对。有捣衣声,有报晓鸡,有鸣禽及狗吠,有牛们的哞哞,有羊们的咩咩,有微风吹过豆棚瓜架,等等等等。

  但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,所有的乡音在耳边全消失了。我家的老宅因日本人糟踏需要修缮,一度我寄住在亲戚家的弄堂房子,充分体会到“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”的贴切。每天清晨,“粪车”便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,进驻每条弄堂。不只整部车子从轮到顶都咯吱作响,并且还要喊。那也是命令式的,号召各家各户把马桶拎出来。其实,乡间的捣衣声有的还是比较沉闷的,在溪水的潺潺声中流露出捣衣人的哀愁和困顿,闻之令人同情。而倒马桶及刷马桶的声响是一种职业性的操作,竹篾在马桶里的涮刷与拍击,既清脆又响亮,娴熟的手法如行云流水一般。加上不论贫富贵贱都要听其指挥,闻之令人肃然起敬。然后,城市才敢于鼓噪,各种噪声好似听见粪车的发令腾空而起。“前门叫卖菜,后门叫卖米”,这个句子浓缩了市井的一切喧嚣;“卖菜”“卖米”是所有市场交易的起点,世界各大股票市场的股票包括纳斯达克股和概念股都要以此为基准。而从皇帝大臣国家首脑到流氓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要吃饭,要吃饭就会拉屎撒尿;有人卖米卖菜就必须有人来处理饭菜转化的排泄物。这是城市之所以存在的理由,更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条件。

  那时,只有这些“老建筑”里有我们现在所说的“卫生间”,有抽水马桶和浴缸,上海人叫“冲浴盆”或“汰浴缸”,还有“司门汀”即暖气。若干年后,我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参观了他们的城市史展览,才知道这两个我们今天看来是现代都市典范的城市,在二十世纪前期竟然不比当时的上海进步,或许还稍稍落后一点点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斯德哥尔摩市民还养猪,整座城市就像我们今天的“城乡结合部”;巴黎则是直到二战结束后,“卫生间”才开始普及,二战前普通巴黎人也是要上公厕的。这有雷马克的《凯旋门》为证,拉维克医生住的是“国际饭店”,卫生间却要自己掏钱装备。再远些时就更不用说了,着名的凡尔赛宫里压根儿没有厕所。只有国王的起居室旁有个小间,当厕所用。排泄物掉在下面的一堆羽毛上,羽毛便会轻轻飘浮起将国王尊贵的粪便盖住。至于王公贵妇们,可以随意在花园里大小便,所以凡尔赛宫中的花木修剪的都高于人的腰部,到处都可作为人们下半部的屏障。

  周游了西方列国,我才知道西方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跑到上海,并不完全像我们早先被教导的那样是专门抢夺、专门剥削来的。当然,“剥削”还是会“剥削”的,但同时他们也把他们国家当时最文明的东西移植了过来。上海是他们的新天地,虽被称为“冒险家的乐园”,毕竟还是“乐园”。他们在上海搞的东西包括建筑在内,全部是他们国家当时的尖端,在他们本国也算是精品。不会因为这仅仅是块具有不确定的临时性的殖民地而胡乱凑合,弄些“假冒伪劣”来搞“豆腐渣工程”。因此,上海才能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成为“远东第一大都市”。

  我说这句歌词贴切精确,就在于尽管当年上海市一边有高楼大厦,有现在被称为“老建筑”的西方国家的各式各样的洋房,有电灯电话和有轨电车四处乱跑,外表非常现代化,但骨子里并没有真正转型,还需人力粪车来处理粪便,原始的粪车还承担着城市非常重要的职能。而各家各户拎回马桶,即使主人穿的是西服旗袍,油头粉面,香风四溢,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忍受自己及家人的排泄物薰莸,如《左传》中说的,“一薰一莸,十年尚犹有臭”也。

  想呼吸一口清新空气,对不起,得等第二天的头班粪车。亏这位作者想得出来,他一定有不受时空转换而迷惘的高屋建瓴的视野,才能找到这种独特的视角,一下子把握住上海的城市特点。而且,这位可敬的作词家肯定也是刚从农村踏入城市的,“农转非”不久,不然,他决不会把报晓鸡与粪车联系在一起,比喻如此生动准确。

  报晓鸡和报晓鸡的替代物“粪车”,在很多年中也是我思念往事的寄托和承载。离开上海,再没有听到过粪车的声响了。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“移民”到黄河岸边务农以后,又能听见久违了的报晓鸡鸣啼。特别是在我中了“阳谋”被劳改期间,劳改队周围农村的家鸡们不用“周扒皮”去捣,早于劳改队长的哨声就嘶叫起来,那真是“声如裂帛”,清厉而严峻。戴帽发配,荒村野屋,晨鸡早啼,霜冻气冽,冷炕孤灯,披被而起,茫然四顾,褴褛萧条,惶惶然不知今夕何夕,今日何日,重庆上海,捣衣粪车,如烟岁月,恍同隔世,常常不禁涌起彻骨的凄怆感。

  现在,粪车绝迹了,“老建筑”却吃香了,这个世界真像上海人说的会“捣浆糊”。我到上海再听不见粪车的报晓,每次都怅然若失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平反后第一次回上海时,曾到我家老宅去“寻根”。本来也应算是“老建筑”的法式洋房,早被改造成一所小学,花园成了水泥操场,建筑物从里到外都“灵魂深处闹革命”了,不但面目全非,并且显出一股失于维修打理的破败之象,后来到上海我再也不堪回首。上海朋友曾邀请我去一些“老建筑”吃饭喝咖啡,有几次我还在里面入住,也是物在情非。建筑虽还是那座建筑,但细节和感觉却不复当年,一踏上化纤地毯就令人扫兴。因为这种“老建筑”不只外观要给人以某种独特感,内部装修和陈设都要与其配套。每一座建筑物都和人一样,有自己的层次与个性,而化纤地毯马上降低了它的层次,破坏了它的个性。原先在里面居住活动的人,虽不能说都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公主,睡在七层床垫上还能感到床板上有颗豌豆,但至少隔着鞋袜能感觉出混纺与纯毛的不同。细腻的感觉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内涵,文明不能光剩下一个空壳。

  今天,我们终于懂得“革命”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,“剥夺剥削者”不过是通过暴力手段将财富的所有权转移,社会财富不会因“革命”增值。而恰恰是暴力革命者不珍惜爱护到手的财富,从项羽到洪秀全都把烧房毁书当作“推翻旧世界”。从历史上看,被革命者、被剥夺者却圾少在仓皇出逃时把自己的房子一把火烧掉,或许他们还幻想“变天”吧。但是,雨果的《九三年》中有这样的情节:一个贵族从革命者手里已经骑上马逃跑,回头一望,被愤怒的造反者点着火的谷仓里有个农民的小孩在挣扎,竟又返身回去救孩子再次被捕。这说明,有的贵族虽然失去了财富,但不会失去贵族的气度。其实,至少有部分“老建筑”是因贵族、被剥夺者、被革命者具有一定的文明气度才得以保存的。所以,每当我到上海进入这些“老建筑”,我会想当年究竟是谁建造的,是谁住在里面的?住在这样的建筑里,久而久之,是否不自觉地会被熏陶出一种雅量与气度呢?以暴力剥夺别人财富的革命者固然可敬,眼看着自己财富被别人剥夺而不加以毁坏的人也值得赞赏,因为有这样贵族气质的人,人类文明才得以传承下来。

  只是,如今我再也找不到我的报晓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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